王巍：青年考古人的一个发现，也许改写历史
考古这门学科，经常需要人在野外翻山越岭、日晒雨淋，有些像地质学，但考古又有它独特的魅力，它给人期待、给人希望。虽然不能指望每个人都遇上三星堆，但每一项考古工作都有自己的学术任务、学术目标，通过自己的发掘调查，总会有收获。
一个很有名的考古教授干了一辈子，但他发掘的墓葬从来没有出过青铜器，在他快60岁的时候，终于发现了宝鸡石鼓山（该墓地出土了92件青铜礼器，是中国商周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——编者注）。
那时候我在国内一年工资不到3000元，整整100倍，确实很有诱惑力。我稍微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觉得，既然学的是考古，就要研究古代文化，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程度，日本没法儿比。于是，我义无反顾地谢绝了，回国走上了我的考古之路。
就在这本书出版前后，20世纪80年代初，辽宁牛河梁遗址、浙江余杭良渚遗址、黄河中游地区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等，都有大量考古新发现。中国考古学的另一位泰斗级学者苏秉琦先生根据这些新的考古发现，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“满天星斗”说。
王 巍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）
事实上，我关注中华文明起源，要早至1983年。那一年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老所长、新中国考古学的泰斗——夏鼐先生的《中国文明起源》出版。他认为，中国文明的形成以夏王朝的建立为肇始，二里头遗址应当就是夏王朝的都城。
在日本期间，我惊讶地发现，日本出版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，几乎都以出土了甲骨文和青铜器的殷墟作为中华文明的开端，认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只是传说。这给我很强烈的刺激，作为中国考古学者，我们对自己祖先创造的文明究竟有多长的历史，竟然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，实在是汗颜。
其实那时候我对考古没有什么概念，但看过一部纪录片《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》，里面有秦始皇兵马俑、满城汉墓、马王堆汉墓……中国的文物如此丰富多彩，又想到考古可以走南闯北，开眼界、长见识，所以，我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。
考古的独特魅力：给人期待、给人希望
来源：中国青年报客户端
2016年，王巍在洪都拉斯科潘遗址考察玛雅王陵。
1954年，我出生在东北长春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初中毕业后就去农村插队。去的时候正好是1月，冰天雪地，屋外冷，屋里也冷，大家都戴着帽子睡觉。两年后，抽调回长春的工厂，我又当了5年工人。
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，改革让我上了大学，开放让我走出国门看世界。我也希望更多海外留学的学子，将来能够学成归国，把自己的能力贡献给民族的发展，这是我的心里话。
考文科也要考数学，而我初中的那点儿数学知识估计是考不上吉林大学的。幸好，在工厂做学徒的时候，我学的是钳工，钳工需要掌握平面几何知识。当时我的妹妹在读初三，我就跟她学平面几何、解析几何和三角函数。靠着这段自学经历，我的数学得了35分，这35分让我能够进入吉林大学，让我能够学习考古。这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一句话——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。
王巍
当过钳工，自学几何，终于考上了考古
我第一次接触田野考古，是1979年春天，在河北张家口市蔚县的筛子绫罗遗址做考古实习。当地是贫困村，农民干一天活只能挣几毛钱。我们住在老乡家，条件很艰苦，睡土炕，炕上有虱子跳蚤，也没有地方洗澡。没办法，我就让妈妈给我缝了两个口子可以扎紧的褥单，这样虫子就进不去了。
在日本学习的3年时间里，正是上世纪80年代末，日本经济十分发达，考古事业十分兴旺，大众对考古很感兴趣，考古学家也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。我看到当时日本的考古已经开始运用计算机和各种测量仪器，考古工作者拥有很好的国际视野，也积极地向大众传播考古成果，这些都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1989年，王巍在日本奈良发掘藤之木古坟。
考古研究的是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，每一个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成果，都会让国人、乃至世界，更加了解我们祖先所创造的文明是多么丰富多彩、灿烂辉煌。而成为一名考古工作者，还会有一些特别的收获。
那时候，当地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考古。我们在附近的供销社买手套等劳保用品时，开发票，他们把考古队的“古”，写成了“骨”，令人哭笑不得。
文章来源：《中国青年社会科学》 网址: http://www.zgqnshkx.cn/zonghexinwen/2022/0607/1216.html